历史永远是向前的，但是并不总是面向着正前方。前进的过程当中，难免有曲折，有弯路，甚至走回头路。而还有一种历史现象叫做“回归”，有时回归了才能持续前进。就像文艺复兴、启蒙运动、中国唐朝的古文运动等等。前段时间，在广东省人民医院主办的白求恩学堂上，药理学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军事医学科学院前院长秦伯益以“呼唤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”为题进行了精彩演讲。他将医学人文分为医学、人和文化三个基本要素，从历史、教育、哲学、宗教等方面为大家阐释了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涵。 ——编者为什么物质条件在进步，人文精神却在缺失关心人的身体健康，就要医病；关心人的心理健康，就要医人；关心人的生存环境，就要医国，这是三个基本的立足点古代医药先贤们，譬如战国的扁鹊，汉朝的张仲景，三国的华佗，隋唐的孙思邈，明朝的李时珍，他们都有高尚的从医目的。他们悬壶济世、治病救人，与患者的关系也都非常和睦。而且，他们都是全科医生，内外妇儿，常是一个人兼看；药剂自己调制，还是医教研结合，从临床医学中要解决的问题着手研究，研究的结果在临床上验证，效果好的就写进书本，传输给学生。
现在我们大力提倡循证医学、转化医学、精准医学、整合医学，其实自古以来，我们就一直是这样做的。只不过现在基础与临床医学发展越来越快、越来越细，逐渐剥离开了。就像一个大家族，子孙万代以后，谁是谁家的孩子都不认识了。所以，这也是一种理念上的回归。
在我看来，先贤们不仅有这样高尚的从医目的，还有鲜明的医学人文观。认为“德不近佛者，不可以为医”。我们自古以来，就提倡“上医医国，中医医人，下医医病”，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，医国靠政治家，医人靠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医病靠医学家。为什么国家的问题，人的问题，病的问题，都用“医”字来表述？这里就体现出一种人文精神。你关心人的身体健康，就要医病；关心人的精神健康，就要医人；关心人的生存环境，就要医国，这是三个基本的立足点。
所以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是从“医病”开始进而“医人”，像鲁迅、郭沫若等等。也有个别是从“医病”开始，进而“医人”、“医国”的，突出的例子就是孙中山。道理都是一个：就是要把混乱的、无序的状态，重新恢复到有序和健康的状态。
当代医学，不管中国还是外国，硬件建设和物质条件在明显进步，但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却产生了一些退步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第一是由于医学科学本身的变化。
首先是从医目的。当代医生是高度职业化的，大家从医可能并不完全是出于治病救人的高尚理想，或传承世代医家的精神，而只是把这当成一种谋生手段，本质上这也是一种社会分工。学科分工越来越专业化、对象化、碎片化，看完眼底的问题，眼皮上有一个疖子可能都要再去找隔壁的医生。如今，医学分工的对象脱离开了人本身。这时，医生对着的是一个器官，一个样本，你去跟他讲认真、负责是可以的，但要让他对病人产生深厚的关爱和感情，这对有些医务人员来说是不能保证的。
再有，现代的医疗技术服务与商业挂了钩，一旦如此，医疗行为就不单是一种人文交流，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价格体现。再加之，这些年政治的、经济的、世俗的因素都影响着我们传统医学人文的发展。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到根本的教育问题，而且从基础教育就已经开始了。
我在小学时上过一门课叫乡土课，讲本地本土的事；还上过公德课，讲思想道德。我是江苏无锡人，从这些课上我知道，家乡的太湖美，物产丰富，人杰地灵，而且江南有一个特殊的风气：“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”。所以江南读书人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，是关心国家大事的人。因此我从小热爱自己的家乡，因为爱家乡，所以爱祖国；因为爱祖国，所以爱中国共产党。
而在公德课上，当时有一本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写的短篇小说集，叫《爱的教育》。讲的都是孩子身边的事，讲五爱——爱父母，爱老师，爱同学，尤其要爱弱小同学、残疾同学，爱公共财产，爱个人卫生。书里描写的都是孩子们看得懂、学得会、做得到的事。
小学教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爱心，一个人的起点如果不是爱，将来这棵树是要歪的。到了中学学修身课，学公民课，学一点伦理，讲一点法制，是培养我们的理性。有了爱心，有了理性，就形成了你特有的人格、道德和价值观。长大以后就自然有了我们这种读书人特有的家国情怀、书生意气、士人风骨、君子器度。人文和道德素养从哪里来，不是你说来就来的，而是长期潜移默化、耳濡目染形成的，否则只能是空谈，是一个空泛的符号。
我们常说，教育要从娃娃抓起，这话很对。现实中，娃娃和家长们的确都被“抓”得挺累。但抓的是什么？还是知识和技能，不是道德诚信。而道德诚信恰恰是最需要从娃娃抓起的。我在教育系统开会的时候建议，中学6年可以减少一些知识的传授，而开设哲学和逻辑学。哲学使人的思维通达，逻辑使人表达准确。有了聪明的脑袋，有了正确的表达，这个人将来就可以成为一棵健康的大树。
现在跟很多年轻的医学生聊天，我发现他们论技术，比我们那一代人强得多。可是要谈“医理”，往往谈不过我们。人的脑袋是有限的，而技术和知识是一直在不断更新发展的，所以很多过去的知识都有可能被荒废掉。而“理”的问题，是通不通的问题，理通了，一通百通。所以我经常呼吁，要真正地学通“理”。我在上海医学院学医时，每月都有病理讨论会，让大家分析，最后理出一个基本的病理线条来，非常有用。
人性、人道与医学密切相关
面对一个新技术、医疗决策，医学需要有形或无形的规范来形成人与人之间坚固的社会契约，来对人性进行弘扬或者限制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围绕“人”的思想谈两个理念。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我们信奉的经典，除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外，其中还有很多深刻的人文思想。马克思号召发展人的个性和才能，呼吁要从生产的桎梏中和思想的禁锢中来解放人。他把社会主义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，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。在“人”这个概念中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，一个是人性，一个是人道。而这两点恰恰都与医学紧密相关。
人性是300万年进化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人的基本品性，是有物质基础的、基本稳定的。但人性有好的一面，也有坏的一面，可以从善，也可以从恶。“文革”一搞，全民动乱。汶川地震一来，全民救灾。人性没变，环境变了。但是有没有人文的定力，也是很关键的。所以，要有合理的社会契约。我们过去把契约两个字理解得有些片面了。社会契约不是做生意的合同，而是指从宪法开始的，法律、法规以及社会层面的道德、伦理等等，一切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，人群和人群的关系等进行约束的规范。医学就是如此，面对一个新技术，面对一次医疗决策，甚至面对诱惑，医学需要有形的规范——法律、条例，需要无形的准绳——伦理、良知来形成人与人之间坚固的社会契约，来对人性进行弘扬或者限制。
我们身处一个文化交织的时代
大家应该坚信，文化的特征，总是高处流向低处，总是后进追赶先进，这是不可逆转的最后谈谈文化。当前的中国是几种文化在一起交织。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，两百多年的西方文化在知识分子里影响深远，一百多年的革命文化存在于我们的主流意识当中。这三者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，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是以孝为核心，以家庭为本位；西方文化是以人为本位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；革命文化是以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。几种文化都客观存在，如何取舍、如何融合，还有多久才能取舍融合得好，或许谁也说不准。但是有一个原则，大家应该坚信，文化的特征，就如周有光先生说的，总是高处流向低处，总是后进追赶先进，这是不可逆转的。
而什么叫高处，什么叫低处？谁落后，谁先进？是由人民群众在实践当中选择的。举个身边的例子，我们现在的服装文化，基本是全部西化的。当然中式的服装还存在，但大家已经习惯西式的装扮了，这是人民自己的选择，没有人强制。但饮食却不是这样，很多人爱讲自己是“中国胃”，出国旅游经常还要去找中餐馆。所以我不相信会 “全盘西化”，文化领域的东西，是潜移默化的优化选择。
我们的治理能力要现代化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等多处分享他看过的书，很多都是西方的名著，这也说明我们现在很多文化是并存而择优交融的。这些书，其实很多是以往我们不允许看的书，但它们里面有很多对我们有重大教育意义的内容。现在我们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眼光很宽、很具有包容性的，它把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、文明和谐，把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、公正法治,公民层次的爱国敬业、诚信友善集合在一起。文化事业和文化价值，只要放开并进行现代化的管理，我们是有能力把中央的精神理解好、贯彻好的。
而说到东西方文化，在我们医学领域里，其中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关于生死观。东方人和西方人对生死的态度是不一样的。
从前我们提倡儿子在父亲面前，不要说“老”字，以免引起老人的联想和伤感。中国人觉得，好死不如赖活。有亲人去世了，必须哭天抢地。
我10岁的时候，爷爷去世，按照我们无锡的风俗，死者的棺材要在厅堂里摆7天，要让亲友来吊唁，亲属要连哭7天。到第三天，我看见有两个陌生老太婆在那里哭，哭得很伤心。这叫哭丧婆，是花钱请来哭的，为的是制造一个悲剧的气氛。这就是中国人的死。而西方人相反，西方人把人生看成是生和死两个阶段，生是灵魂附着在肉体上，死是灵魂离开了肉体。所以西方人死的时候，大家都站在遗体面前，唱诗、祷告、祝福、送行。
对此国内出了几本书，有一本叫《死亡如此多情》，是100位临终医疗科的医生写的。里面提了一句话，深深地震撼了我，叫“我的死亡谁做主”。谁做主呢？是医生吗？但医生只能对病人或家属说有几种处理方式，各自的后果是怎么样的，各自的代价是怎么样的，你怎么选择。那么是患者吗？患者也有种种顾虑，也许神志不清，也无法选择。所以多半是家属代为决定。但我认为，家属是最难以理性对待自己亲属死亡的一个群体。有的人陷入痛苦，难以理性地决策。有的砸锅卖铁也要救亲人，有的迫于社会舆论勉强应付，有的是盼着爹妈快点去吧，遗产马上就到手了……总之，这些决定可能都不是最为纯粹的。
我看过这样的书以后，有个非常明确的想法：我的死亡我做主。所以现在提倡要写生前的预嘱。我特别欣赏美国、瑞典，包括我国台湾等地的一些临终关怀医院。我去参观过伦敦的一家医院，在一间大的活动间里，我看到病人都在各自做事情，有的在打毛线，有的在看画报，有的在打扑克，有的在聊天。如果不是院长告诉我，我不敢相信这些人的生命只有一个月了。
我问他们的院长，为什么他们还能活动自如？他们的经验是什么？他说了两点：对症药物用够，安慰工作做好。对症药物就是，你疼痛的时候，镇痛药要用够。有时用一到两克，如果不够，三四克也用过。我问会不会成瘾，他回答，本来他们的日子也所剩无几了，而且真有疼痛的病人成瘾现象很少。之后他回过头来问我中国的情况，我回答：100毫克以下。当时，我在心中默默地想，我们的病人临终太痛苦了！当然现在已有很大改善。
此外，我还特别欣赏他们的安慰工作。这项工作除医务人员外，还有心理学家、有医疗专业背景的社工、志愿者、牧师在做。他们会把病人的名单在网络上公布，志愿者对口在上面找相关病人交朋友，一起聊他们共同感兴趣的事。很多人都倾向于找同行业的人，这样病人会感觉到，还没有离开他的朋友范围，离开他的职业群体。
没有和而不同，人文精神就不会发展
中国人文精神的发展，有自身的规律，需要有全民族文化思想的启蒙，需要有全国人民来实践、书写在这些安慰工作中，牧师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但这一点在中国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。因为中国的宗教不能有规模性地进入学校和医院。但事实上，科学、宗教、医学本来是一组很亲密的伙伴关系。
科学和宗教是人类的两大文明，古代的时候，宗教势力很强，有时会阻挠科学的发展。近代以来，科学蓬勃前进，宗教逐渐边缘化，转向公益事业、慈善事业。
但是科学技术再发达，没能解决人心的善恶，也没能解决人生的苦乐问题。虽然宗教也没能力解决，但它给人们一种解释，一种慰藉和寄托。那么宗教又和医院有什么关系呢？现在所知，12世纪罗马时期，世界上第一所医院是由教会主办的。解放前，中国70%的医院是教会办的；最早的四大医学院，山东的齐鲁、北京的协和、上海的同济、成都的华西也全是教会办的……在我国西医发展的初期，教会不仅办了一些一流的医疗机构，很多小县城甚至穷乡僻壤，你也能看到教会医院，并且真是扎扎实实救了很多人。
改革开放以后，我们党的政策有些调整，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。这政策很对，更何况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有极大的包容性，不管是土生土长的道教，请进来的佛教，打进来的基督教，传进来的伊斯兰教，在中国都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和平共处。
因此，我们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，经常有三圣庙、三佛庙，儒家、道家、佛家三家并列。在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干涉皇权，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像欧洲那种几十年、几百年的宗教战争。
从此可以看到，如果没有和而不同，社会就很难和谐，各种精神的、物质的品类也不会再继续生存，进而到达某个高度。
